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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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自網路文章2020.6.30

陳國榮 •六月 14, 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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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代社會有一種弔詭的現象:一方面數碼科技發展飛躍,在大數據、運算法乃至人工智能範疇屢見突破,對資訊掌握之深廣似乎前所未見;另一方面,人類社會卻愈見失控跡象,面對社經問題、生態危機和民主退潮表現無能為力。對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(Bernard Stiegler)而言,兩者不單相關,而且互為因果。按其理論,伴隨計算型資本主義(Computational Capitalism)的興起,「我們活於一個無時代的時代」,成因即是資本機器促成的知識淪喪,或他所謂「無產階級化」(proletarianization)。

斯蒂格勒在近著 The Age of Disruption: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指出,當代青年普遍失去政治希望,陷入「悲憤的瘋狂」,反映當代缺乏時代性(absence of epoch):人類無法主動形塑未來,政治願景喪失,欲望無處投射,再任時間流動亦難構成時代風格。「人類世」(Anthropocene)是一個諷刺的稱謂:人類能夠移山填海,對環境災難卻欲救無從。



原因或在於人類世本質是「資本世」(Capitalocene)。人類對環境的重塑改造──包括加劇全球暖化──主要始於產業革命,資本巨輪的創造性破壞或破壞性創造由地球買單。時至今日,借助於大數據、運算法、人工智能等數碼技術,計算型資本主義(Computational Capitalism)已全面進駐社會,世界逐步改造成網絡型、平台式、自動化,衍生出一連串社會問題,其中「無產階級化」就被斯蒂格勒視為「人類紀的真正問題」。

馬克思曾論及現代機械化工業的異化影響:工匠一技之長被科技取代,淪為自動化工廠的齒輪,身體由自主變成被動,純粹為機械供應能量。學者許煜解釋,按《資本論》脈絡解讀,“proletariat”譯作「無產階級」或「貧民」並不準確,而斯蒂格勒所謂的無產階級化意思是「廢人化」:知識「外置化」(exteriorization)相當於知識的丟失,成為機器的奴僕則意味個體化的喪失(loss of individuation)。

要理解無產階級化過程的闡釋,首先要掌握斯蒂格勒對記憶、技術與知識之間關係的分析。斯蒂格勒借用胡塞爾的記憶理論,按性質將記憶分為三類,「初級記憶」(prmiary memory)──或譯「第一持存」(primary retention)──意指感應時間所需的記憶力(例如旋律必須預設有對上一個音符的記憶方才成立);「次級記憶」(secondary memory/retention)即傳統意義的回憶;「第三級記憶」(tertiary memory/retention)特指外置於技術物件的記憶,類近文化記憶或集體無意識,不隨人身而滅,可經外物傳承。諸如圖像和語言等輔助記憶的技術(mnemotechnics),都合乎斯蒂格勒所介定的技術(technics)範疇。



斯蒂格勒對胡塞爾理論的增補之處在於指出,初級記憶固然是次級和第三級記憶的前提,同時第三級記憶亦會形塑初級和次級記憶,兩者相輔相成。換言之,技術由一開始就決定人類如何認知世界,第三級記憶是一種先驗存在:「新生嬰兒來到世界之時,第三級記憶已在恭候,使世界成其所如。」外置化既然是第三級記憶構成的必要條件,記憶與技術的關係也就不可分割,人類史亦即是技術史。

以幾何為例。幾何需要繪圖和書寫為基本條件,幾何元素諸如點、線、平面、角度和弦皆為抽象理型(ideality),並非實質時空存在。幾何之所以能被討論研究,有賴拼寫系統(orthography)記錄,以相應的理型語言表達意旨。要思考某物,就需要將其外置化,將對象(有機物)視作「組織化的非有機物」(斯蒂格勒對技術的定義)理解。簡言之,記憶的基本外置性(primordial exteriority)就是建立和累積知識的基礎。

諸如語言、符號以及工具,盡皆標誌着外置化的過程,而外置化過程會即時產生內在化,所以技術是「後生的」(épigénétique)──相對於「天生」──同時也是「系統生成的」(phylogénétique),斯蒂格勒合稱為「後生系統生成」(épiphylogénétique)。譬如學習一門語言,最初需要外置化的工具(書寫、符號),及後掌握上手,就自然而然用語言思考,成為「義肢」,內置化過程中忘卻其基本外置性。斯蒂格勒所謂「技術-邏輯」(techno-logique)正為形容外置化的兩面。



斯蒂格勒認為,人類創生(anthropogenesis)其實就是一種知識外置化的過程:人有別於動物,受第三級記憶的異化形塑,知識的生產同時是知識的揚棄。這個過程在近代被工業資本主義加速實現,利用科技將知識注入到機器,導致一種「普遍化的無產階級化」,不單手作工人,連消費者也被營銷方式無產階級化。既然人類從來「異化」,為何需要警惕今日數碼資本主義對資訊的處理方式?問題不在技術本身,而在於程度和運用。

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異化針對工人,今日計算型資本主義則劍指全人類。在自動機械與文化工業分別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無產階級化之後,透過先進數碼技術,計算型資本主義正逐步掌控由計劃、生產到物流、消費的所有經濟功能,而「數碼第三持存」作為固定資本(fixed capital)的基礎,催生出知識型資本,其本質卻是反知識,皆因用於控制與預測行為的工具(大數據、運算法、人工智能)就是以無產階級化牟利的手段。

體外記憶裝置諸如電腦、手機、電視和全球定位系統日益普及,人類記憶似乎得以外判予「偽人造器官」而無限擴展,實情卻是遭受「廣泛的認知無產階級化」,令人再難脫離技術體系生活,造成「人類社會生存的系統性愚昧」。當數據配合演算高速大量自我繁殖,知識型經濟主導生活上的統計、處理和決斷──未來甚至植入人體晶片接通大腦──就會引發人類綜合理性能力的短路,由世界觀、生活方式到購買意欲,都不再出於個人的真知甚或知識的作用,而是根據由數據演算出來的標準與方式,剝奪自省批判能力,而社交媒體、文化工業一類「心理科技」(psychotechnologies)則令人失去生活知識(savoir-vivre)。



不啻工人的實踐知識被淘汰,在數碼化面前,連理論知識亦陷入危機。斯蒂格勒引述前 Wired 總編 Chris Anderson〈理論的終結〉(The End of Theory: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)一文,申論電腦分析相關性的能力勝於人腦,大數據和演算法將比科學家更具資格處理命題和發展理論。「理論的終結,其實是理論知識的丟失。」數據固然有其盲點與不足,但去知識化的浪潮已然掀起,只有波及程度之分,學術象牙塔也避不過。

斯蒂格勒警告,現代資本主義促成一種「犯禁精神」(spirit of disinhibition),不單加劇無產階級化的進程,同時嚴重威脅法治、道德和社會管理,堪比《罪與罰》主角拉斯柯尼科夫的「理性瘋狂」(rational madness),為達一己目的不惜犧牲他人。虛無主義的犯禁精神又受到數學理性的加冕,自從笛卡兒和萊布尼茲,歐洲文明就夢想追求「數學宇宙」(mathesis universalis),相信理性來自計算,企圖純粹以數學重塑思維和語言──斯蒂格勒口中的又一種「世俗瘋狂」。今日沉迷於數據與運算的資訊領域,正是出自同一種數學化趨勢。

一如柏拉圖的藥理(phamarkon)所示,毒物可以入藥,技術出於人身,能夠自毀亦可以自救。二十世紀以來,電子科技均被壟斷作操控行為的心理科技,斯蒂格勒呼籲將之重塑為「精神科技」(nootechnologies),服務於去無產階級化以及重拾技能、生活和理論知識的目標。鑑於科技與資本主義的密切關係,同時亦須反思另一種經濟理性的可能。譬如斯蒂格勒與一眾學者在巴黎北部郊區實驗的貢獻型平台(territoire contributif)「平原公社」(Plaine Commune),現正研究試行以貢獻為準則的公民基本收入,受薪人士須承諾收入將用於個人發展方會獲發款項,從而促進對社會的裨益。斯蒂格勒期許公社能通過培訓與知識傳播成為「薈萃知識的合作社」(a cooperative of knowledges),逆轉無產階級化的過程,並將重估勞動價值的模式推廣至全法國。

今日資本主義之不可持續,正如斯蒂格勒指出,既源於地球資源超載,更在於人類精神無力負荷,尤其青年一代。時代革命迫在眉睫:人類世需要過渡至「負人類紀」(Neganthropocene),對沖資本主義激發的「熵增」。還時代一種時代性,由還腦於民做起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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