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台灣人好像不恨日本人?◎陳豐偉
同屬被侵略、被殖民的國家,為什麼中國人恨日本人、韓國人更恨日本人,台灣在大眾文化裡卻蘊含著對日本的「思念與依依不捨」?「海角七號」大賣時這
問題被挑起,現在KANO大賣時還是有人質疑。嘉農得到甲子園亞軍的前一年,霧社事件才剛發生,為什麼大稻埕的「黃金年代」,日軍卻殘暴鎮壓賽德克族?
順著「大稻埕」與「KANO」的風潮,看看同時代的經濟史:原來,在那年代,發生一件世界史上罕見的大事情,就是:台灣人「富起來了」。這段經濟發展讓西方學者驚豔,認為日本殖民地寫下人類歷史的特殊案例,稱為「平衡而均惠式」的發展,認為是「成功的現代化」。
西方學者的溢美稱讚,對比自白人殖民統治的殘酷。從哥倫布殘酷鎮壓聖多明哥島,西班牙人虐殺中南美洲原住民,達伽馬航海過程一路燒殺,荷蘭人與西班
牙人大肆屠殺海外閩南人,以及源源不絕被俘虜到美洲的非洲黑奴(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沒多好),西方人不把異民族當人看的歷史血跡斑斑。也難怪,西方學者
對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嘖嘖稱奇。
日本治台初期,遭遇台灣人頑強的抵抗。日本軍人死於戰亂與瘴癘,進佔台灣消耗龐大國力,如1896年日本國庫對台支出1800萬圓,佔政府歲出11%,導致在日本興起「一億圓讓渡台灣」的聲浪。
這時,日本政府在台灣實行「土地改革」,用不久後跌價的股票認購,強迫「大租戶」(大地主)讓出土地所有權給「小租戶」,進行土地調查確認土地所有
權、確立土地商品化。再加上建築鐵路等公共建設,日本政府完成前台灣巡撫劉銘傳未竟的遺志(他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大租戶),奠定台灣「近代化」的根基—-
這實際上是為了拉攏小地主,讓社會穩定下來,提高生產力,以便徵收比日本人還重的稅負,逆轉日本政府的透支。
台灣人的農耕習慣也讓台灣的命運有別於其他殖民地。學者喜歡拿爪哇來比較。荷蘭人統治爪哇時,也有土地私有化與商品化的改革。但爪哇原住民沒有土地
私有的觀念,也沒有台灣人這麼熱愛家庭農業,所以荷蘭人經營的大公司得以廉價取得土地使用權,爪哇原住民變成大面積種植熱帶林園裡的雇工。
台灣人喜歡自己有塊小田地,日本人也樂見家庭農業的趨勢。雇用工人要付薪水,雇主有雇主的責任,農工很難管理。小型自耕農因為可以吃自己種的米跟蔬
菜,所以日本商人只要能設法在收購時壓低價錢,台灣小農還是可以「自我剝削」,勒緊褲帶活下去。畢竟是自己的田,有獲利機會,農人會願意設法增加產量與品
質,大規模耕作裡的農工不會做這些事情。而這些台灣小農的小田地,就讓台灣人保留些微的自主與彈性。
台灣民心穩定之後,日本人開始追求回報。日本人需要吃糖,為了買糖每年要用掉許多外匯,1897至1903年,日本每年花費2300萬圓進口砂糖,
佔日本外貿赤字的54%。台灣原本就有糖業基礎,日本人鼓勵台灣人種甘蔗,鼓勵台灣小資本家成立糖廠。1902年,在官方主導下,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糖廠在
橋頭成立,並頒布「台灣糖業獎勵規則」,台灣富商如陳中和紛紛搶建現代糖廠。
新式糖廠的榨糖能力遠超過傳統糖廠,新增產能造成糖廠競爭出高價收購有限的甘蔗,蔗價大漲三成以上。這會侵蝕日資糖廠的利益,也會降低日本勞動階層
的消費力。1905年,台灣總督府頒布「製糖廠取締規則」,限定製糖廠只能收購當地甘蔗,蔗農不得跨區販售。製糖廠成為總督有權許可或廢止的特許行業。這
年開始,日資大舉來台,到1913年,連台灣富商經營的改良糖廠都已失去競爭力,日資糖廠最後吃下98%的產能與定價權。台灣蔗農失去待價而沽的機會,連
台商也只能分到半匙羹。
但台灣小農可以選擇不種甘蔗、改種稻米或甘藷,讓日本人繼續面對糖荒。這就是「米糖相剋」的由來,台灣種稻的多了,種甘蔗的土地面積就減少,糖的來
源就出問題。不過,台灣在來米的國際競爭力不強,不如中南半島的米吃香。如果農人紛紛搶進種稻,光靠本地市場,恐會造成稻米跌價。由於種植、販賣稻米的利
潤不高,日本商人也沒興趣介入,使得碾米廠與米農的經銷、借貸系統都還掌握在台灣小商人手裡。
面對「稻米爭地」,日本政府自有應對方法。在水利條件不好的嘉南平原,農民往往只能在甘蔗跟甘藷間選擇,糖商直接訂個餓不死的收購價就好了。在適合
種水稻的台灣中部,就透過「米價比準法」,讓蔗農的收益跟種水稻差不多。這時,縱使台灣小農有選擇作物的權力,還是跳不出日本政商的手掌心,無法從從糖價
上漲獲得較多獲益。日本缺米時,就從台灣運些在來米過去賣。不缺米時,就訓令限制台灣米外移。一切都是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優先。結果是:1902到1925
年間,縱使台灣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成長,台灣人生活水準改善的速度卻相當遲緩。
這套操作手法到1920年代後開始出現變化。日本人口增加,對稻米需求日增。日本工業發展需要廉價的勞動力,工人需要便宜的米飯,但日本稻農也有強
大的政治力量,要求政府用保證價格收購稻米。1922年,高品質的蓬萊米成功移植台灣,幾年內快速成為台灣稻米的主流,帶動稻田總面積增加。糖商的政治力
量此時已無法阻止台灣米源源不絕送到日本,帶動台灣蓬萊米與在來米價格雙雙上揚。日本米因為價格較貴,呈現滯銷,日本政府還曾花上一年超過十億圓的鉅款買
米,然後堆滿糧倉。
1930年,嘉南大圳開通,更增加小農的優勢。原本不適合種蓬萊米的田地,現在可以種了。蓬萊米帶來更高收入,選擇種甘蔗的農民減少。不管日本人注資蓋嘉南大圳的動機是什麼,嘉南平原的農民是直接的受益者。
台灣稻米在島內的產銷系統一直掌握在本地小商人手中,日商無法靠經濟力量聯合壟斷進價,東京也存在著歡迎台灣米的勢力。米價高漲後,甘蔗收購價也不
得不提高,但台灣小農種植甘蔗的意願降低,逼使糖商不得不投入增加甘蔗生產效益的研發與投資。米價高漲又帶動台灣土地價格上漲,讓糖商無法購買大塊土地來
聘請農工種植甘蔗。
這時,台灣出現人類殖民史上罕見的經濟發展:台灣農業工人薪資上漲幅度超越日本,甚至在日本農業工人薪資下滑時還是繼續上漲。台灣農業工人的實質收
入在1933年時比韓國高15.75%,台灣人的實質消費力在1935年時比韓國高34%。1930年代,日本有諸多勢力想打壓殖民地的米價,造成韓國經
濟衰退,但台灣的小米農跟小米商仍頑強奮鬥。1939年,帝國議會硬是編造理由,通過實施台灣「米專賣」制度,強制低價搜購稻米。這時已進入戰時體制,連
保守的地方仕紳串連的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,也早在1937年被迫解散,台灣人此時已無力反抗。原本台灣人賣米給日本米商的獲利,有三分之二消失在「米專
賣制度」的黑洞,這數目比全島每年徵收到的土地稅還多。
米與糖是理解台灣殖民史的關鍵。當我們懷疑為何韓國人痛恨日本人但台灣人卻沒那麼恨時,要留意經濟因素。除了「黃金年代」台灣的後發先至外,韓國的
碾米廠有54%受日本人控制(台灣是1.2%),但日本人名下的韓國碾米廠設備先進,馬力數占了80%。韓國肥沃、大片的農田有三分之二屬於日本人所有。
日本對韓國是完全的剝削,米價上漲的利益韓國人能得到的有限。
日本人並沒有刻意要對台灣人好,差別在於台灣生產的糖比米重要。日本跟韓國都可以生產稻米,只有台灣盛產糖。日本人把重心放在剝削蔗農,沒意料到日
後無法控制米價的飆漲。雖然台灣人還是日本人眼中的次等民族,但人類的幸福感往往來自相對的成長,而不是絕對的擁有。在高速成長期求學、求職的台籍青壯
年,就有可能在戰後回憶日治時代時,覺得那是「台灣的美好時光」。
米糖相剋的隙縫,也能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霧社事件會在如此美好的時代發生。很明顯的,原住民被排除在稻米生產與經銷體系之外,當閩客族群手頭稍有餘裕時,原住民在山上遭遇更慘烈的剝削。於是風華與屠殺同時而來,歡慶與流離也就成為同一個時代的象徵。
日本人侵略亞洲時,會按照自身利益採取不同政策對待不同國家人民,也就會造成不同的觀感與評價。大稻埕或KANO的故事,只是日本殖民史的一小片切
面,只能說台灣人運氣比韓國人好,受到的苛刻與虐待比較少。不管如何,這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。台灣歷史的進程,依稀還能看到劉銘傳、日本殖民政府、國民
政府接力完成的痕跡。不管主事者的動機如何,我們還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了。影響台灣人對日治時代觀感的原因非常多元,但我想經濟成長是最關鍵的原因之
一。
(本文資訊主要來自中研院研究員柯志明「米糖相剋—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」,以及吳育臻的博士論文「台灣糖業『米糖相剋』問題的空間差
異」。關於「米糖相剋」以及所謂「黃金年代」、「美好年代」,不同史家有差異極大的觀點,有興趣深究的人請自行搜尋。我所記述的,請當作資訊來源之一即
可)
【同場加映】馬達加斯加的一八九五
一八九五年,法國侵略馬達加斯加,解散他們當時的政府。加利埃尼將軍「平定」此地後,開始對馬達加斯加人民強加重稅,這樣他們才能賠償法軍侵略時的
花費。接著,法國政權想要的鐵路、公路、造橋、開墾農地,也列入馬達加斯加人的債務。馬達加斯加人不能決定這些建設要蓋在哪裡,法國軍隊與警察會屠殺強烈
反對開發計畫的人。在一九四七年的起義事件中,法國人屠殺了五十萬以上的反對者。直到今天,馬達加斯加已經獨立多年,但馬達加斯加人還是欠法國人錢,國際
社會也接受這樣的安排。
加利埃尼將軍在一九○一年完全控制馬達加斯加後,開始徵收人頭稅,這稅金很重,而且只能用新政府的馬達加斯加法郎來繳。他說這是「教育稅」,要教育
當地民眾「工作」的價值。由於繳稅期限是在農作物收成後不久,多數農民只能選擇把稻米賣給從中國或印度來的商人。剛收成時農作物價格最低,如果農民賣掉太
多,剩下的作物無法養活家人一年,後半年只好用借貸的方式買些米回來吃。很快的,農民就負債累累。缺錢的農民只好開始種植商業作物,或把小孩送到都市、或
法國人的農場工作。
法國人讓馬達加斯加欠下的債務一直還不清,加上獨立後統治者也不怎麼清廉,於是國際貨幣基金介入,要求政府縮減預算。有一筆瘧疾偵測計畫就這樣刪掉了。當瘧疾絕跡兩代,馬達加斯加人漸漸失去免疫力時,因為偵測計畫刪掉,最後造成一萬人死亡。
作者介紹
陳豐偉,網路代號 ROACH,1995年時以「好男好女」得到時報文學獎之小說獎,並入選當年爾雅年度十小說。之後因為從事醫業,以及涉足網路媒體,無力從事小說創作,只能在眾多媒體撰寫專欄。
2005年底,「台北淪亡記」的小說創意出現。直到2014年,因為醫療事業穩定,進入積極籌備階段。
來自花蓮文章
台灣最可貴的地方
免於沉淪崩壞
反省思考和悔改能力
移民移工血淚
龐大社會成本
新住民的你我
落地生根 認真勤勉
爭人權,求照顧之餘
能否從國家戰略的高度
多元文化地球村的角度
正視自己為人才
連結娘家夫家
超越"勞力" "生殖"
打造一方夢土
南向有了新勢力
東南亞的二代
西進的強勢力
兩岸之子呢?
我們需要前瞻智慧
從國家戰略高度,積極看待新住民和移工
社論/聯合報
儘管不少台灣人嘴上還掛著「番薯」、「芋仔」的區分,「四大族群」的分類近年也已相當通行;但不旋踵間,台灣外籍配偶的人數已經接近五十萬人。外配加上他/她們的第二代,整個「新住民」人口已經達七十一萬人,遠超過原住民人口總數,成為台灣第四大族群。
當台灣對自己「移民社會」的歷史和根源開始有更多認識之際,大家不能忽略的是,這個「移民」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,並為台灣的人口成分添加了新的要素。除了
較高比例的陸配,亦有三分之一外籍配偶是來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柬埔寨等國,為台灣接起了與東南亞更緊密的聯繫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婚配,從東南亞引
進的外籍勞工人數已接近五十萬人,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四周,協助台灣建設、照顧家庭老小,撐起台灣基層勞力工作的一片天。
廿多年前,當台灣用「外配」和「外勞」來稱呼這些外來移入者,那個「外」字代表的是一種區隔,顯示內外有別;但廿多年後,我們會發現這兩類「外人」已逐漸
在台灣生根,他們代表的不再只是工具化的「生殖」或「生產」,而逐漸融入社會,成為台灣人口、文化、生活和未來競爭力的一部分。因此,以「移工」之稱取代
「外勞」,以「新住民」取代「外配」及其子女,已不是人們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,他們已成為社會事實。
追本溯源,移工的引入,是為了替代台灣人從事已不願再投入的辛苦、單調、危險工作。從重大公共建設,到居家老人孩童的照護,移工填補了台灣勞動力的缺口,
讓本地年輕人與中壯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投入職場拚經濟。事實上,移工堪稱是促進台灣繁榮與安定的無名英雄。然而,友善對待移工背後的外交戰略價值,卻很少
被正視。移工在台居留汲取在地風土民情,返國之後,可能成為台灣最佳的草根大使。
例如,菲律賓馬尼拉街頭穿梭著各式改裝的載客吉普車,台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在造訪時,驚艷其中有輛吉普車車身彩繪著中華民國國旗。當地友人解釋,車主應是曾經來台工作的移工,感謝台灣雇主的善待,讓他能返鄉創業。
事實上,在台灣漁民菲律賓發生漁業糾紛之際,乃至越南發生排華燒廠風潮時,都可以看到有台灣經驗的移工和外配發表支持或友善台灣的聲音,甚至成功發揮在地
力量阻止了劫掠暴行。如果人們平日對這些移工及新住民保持主動而友善的關切,積極爭取他們的認同,這股力量不論對內對外,都將受用無窮。
聯合報願景工作室昨天起推出「南向新世力」專題,探討東南亞籍新住民及其二代現況。提醒在全球化及區域市場整合的趨勢下,隨著東南亞市場崛起,擁有東南亞
血緣及雙重文化下成長的新住民二代,正可以是台灣搶進東南亞的重要支柱。若他們通曉母語,保持對母親原居地的臍帶關係於不斷,將可成為台灣布局東南亞的尖
兵。
遺憾的是,東南亞新住民及其二代在語言及文化上的利基,至今並未被此間政府與民間充分看見。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家庭中,往往不鼓勵甚至排斥使用母語;政府在
教育及政策所建構的母語環境亦不夠完善,更欠缺能引發新住民二代學習母語動機的鼓勵政策;尤其社會對新住民的有色眼鏡仍未能全然摘下,新住民二代常欠缺自
我認同。這些,都有必要用更積極的作法去引導改變。
早年,政府為了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正當性,曾投注大量資源鼓勵海外僑生來台求學。這樣的僑教政策,讓返回僑居地的僑生成為重要的親台力量,鏈結起台灣與原本並無太大關連的東南亞華人社會。而留在台灣的僑生,也在各行各業打拚、奉獻,反哺台灣社會。
現在,我們面對為數更多的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族群,要繼續只是把他們當作填補勞動人力缺口,以及搶救少子化危機的工具?抑或是站在國家生存戰略的制高點,思考如何善用、開發這個新興族群的潛力?過往的僑教政策正好足以作為思考的借鏡。
善待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,是人道與文明的基本展現;而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,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