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台灣人好像不恨日本人？◎陳豐偉
同屬被侵略、被殖民的國家，為什麼中國人恨日本人、韓國人更恨日本人，台灣在大眾文化裡卻蘊含著對日本的「思念與依依不捨」？「海角七號」大賣時這 問題被挑起，現在KANO大賣時還是有人質疑。嘉農得到甲子園亞軍的前一年，霧社事件才剛發生，為什麼大稻埕的「黃金年代」，日軍卻殘暴鎮壓賽德克族？
順著「大稻埕」與「KANO」的風潮，看看同時代的經濟史：原來，在那年代，發生一件世界史上罕見的大事情，就是：台灣人「富起來了」。這段經濟發展讓西方學者驚豔，認為日本殖民地寫下人類歷史的特殊案例，稱為「平衡而均惠式」的發展，認為是「成功的現代化」。
西方學者的溢美稱讚，對比自白人殖民統治的殘酷。從哥倫布殘酷鎮壓聖多明哥島，西班牙人虐殺中南美洲原住民，達伽馬航海過程一路燒殺，荷蘭人與西班 牙人大肆屠殺海外閩南人，以及源源不絕被俘虜到美洲的非洲黑奴（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沒多好），西方人不把異民族當人看的歷史血跡斑斑。也難怪，西方學者 對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嘖嘖稱奇。
日本治台初期，遭遇台灣人頑強的抵抗。日本軍人死於戰亂與瘴癘，進佔台灣消耗龐大國力，如1896年日本國庫對台支出1800萬圓，佔政府歲出11%，導致在日本興起「一億圓讓渡台灣」的聲浪。
這時，日本政府在台灣實行「土地改革」，用不久後跌價的股票認購，強迫「大租戶」（大地主）讓出土地所有權給「小租戶」，進行土地調查確認土地所有 權、確立土地商品化。再加上建築鐵路等公共建設，日本政府完成前台灣巡撫劉銘傳未竟的遺志（他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大租戶），奠定台灣「近代化」的根基—- 這實際上是為了拉攏小地主，讓社會穩定下來，提高生產力，以便徵收比日本人還重的稅負，逆轉日本政府的透支。
台灣人的農耕習慣也讓台灣的命運有別於其他殖民地。學者喜歡拿爪哇來比較。荷蘭人統治爪哇時，也有土地私有化與商品化的改革。但爪哇原住民沒有土地 私有的觀念，也沒有台灣人這麼熱愛家庭農業，所以荷蘭人經營的大公司得以廉價取得土地使用權，爪哇原住民變成大面積種植熱帶林園裡的雇工。
台灣人喜歡自己有塊小田地，日本人也樂見家庭農業的趨勢。雇用工人要付薪水，雇主有雇主的責任，農工很難管理。小型自耕農因為可以吃自己種的米跟蔬 菜，所以日本商人只要能設法在收購時壓低價錢，台灣小農還是可以「自我剝削」，勒緊褲帶活下去。畢竟是自己的田，有獲利機會，農人會願意設法增加產量與品 質，大規模耕作裡的農工不會做這些事情。而這些台灣小農的小田地，就讓台灣人保留些微的自主與彈性。
台灣民心穩定之後，日本人開始追求回報。日本人需要吃糖，為了買糖每年要用掉許多外匯，1897至1903年，日本每年花費2300萬圓進口砂糖， 佔日本外貿赤字的54%。台灣原本就有糖業基礎，日本人鼓勵台灣人種甘蔗，鼓勵台灣小資本家成立糖廠。1902年，在官方主導下，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糖廠在 橋頭成立，並頒布「台灣糖業獎勵規則」，台灣富商如陳中和紛紛搶建現代糖廠。
新式糖廠的榨糖能力遠超過傳統糖廠，新增產能造成糖廠競爭出高價收購有限的甘蔗，蔗價大漲三成以上。這會侵蝕日資糖廠的利益，也會降低日本勞動階層 的消費力。1905年，台灣總督府頒布「製糖廠取締規則」，限定製糖廠只能收購當地甘蔗，蔗農不得跨區販售。製糖廠成為總督有權許可或廢止的特許行業。這 年開始，日資大舉來台，到1913年，連台灣富商經營的改良糖廠都已失去競爭力，日資糖廠最後吃下98%的產能與定價權。台灣蔗農失去待價而沽的機會，連 台商也只能分到半匙羹。
但台灣小農可以選擇不種甘蔗、改種稻米或甘藷，讓日本人繼續面對糖荒。這就是「米糖相剋」的由來，台灣種稻的多了，種甘蔗的土地面積就減少，糖的來 源就出問題。不過，台灣在來米的國際競爭力不強，不如中南半島的米吃香。如果農人紛紛搶進種稻，光靠本地市場，恐會造成稻米跌價。由於種植、販賣稻米的利 潤不高，日本商人也沒興趣介入，使得碾米廠與米農的經銷、借貸系統都還掌握在台灣小商人手裡。
面對「稻米爭地」，日本政府自有應對方法。在水利條件不好的嘉南平原，農民往往只能在甘蔗跟甘藷間選擇，糖商直接訂個餓不死的收購價就好了。在適合 種水稻的台灣中部，就透過「米價比準法」，讓蔗農的收益跟種水稻差不多。這時，縱使台灣小農有選擇作物的權力，還是跳不出日本政商的手掌心，無法從從糖價 上漲獲得較多獲益。日本缺米時，就從台灣運些在來米過去賣。不缺米時，就訓令限制台灣米外移。一切都是以日本國家利益為優先。結果是：1902到1925 年間，縱使台灣農民的生產力大幅成長，台灣人生活水準改善的速度卻相當遲緩。
這套操作手法到1920年代後開始出現變化。日本人口增加，對稻米需求日增。日本工業發展需要廉價的勞動力，工人需要便宜的米飯，但日本稻農也有強 大的政治力量，要求政府用保證價格收購稻米。1922年，高品質的蓬萊米成功移植台灣，幾年內快速成為台灣稻米的主流，帶動稻田總面積增加。糖商的政治力 量此時已無法阻止台灣米源源不絕送到日本，帶動台灣蓬萊米與在來米價格雙雙上揚。日本米因為價格較貴，呈現滯銷，日本政府還曾花上一年超過十億圓的鉅款買 米，然後堆滿糧倉。
1930年，嘉南大圳開通，更增加小農的優勢。原本不適合種蓬萊米的田地，現在可以種了。蓬萊米帶來更高收入，選擇種甘蔗的農民減少。不管日本人注資蓋嘉南大圳的動機是什麼，嘉南平原的農民是直接的受益者。
台灣稻米在島內的產銷系統一直掌握在本地小商人手中，日商無法靠經濟力量聯合壟斷進價，東京也存在著歡迎台灣米的勢力。米價高漲後，甘蔗收購價也不 得不提高，但台灣小農種植甘蔗的意願降低，逼使糖商不得不投入增加甘蔗生產效益的研發與投資。米價高漲又帶動台灣土地價格上漲，讓糖商無法購買大塊土地來 聘請農工種植甘蔗。
這時，台灣出現人類殖民史上罕見的經濟發展：台灣農業工人薪資上漲幅度超越日本，甚至在日本農業工人薪資下滑時還是繼續上漲。台灣農業工人的實質收 入在1933年時比韓國高15.75%，台灣人的實質消費力在1935年時比韓國高34%。1930年代，日本有諸多勢力想打壓殖民地的米價，造成韓國經 濟衰退，但台灣的小米農跟小米商仍頑強奮鬥。1939年，帝國議會硬是編造理由，通過實施台灣「米專賣」制度，強制低價搜購稻米。這時已進入戰時體制，連 保守的地方仕紳串連的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，也早在1937年被迫解散，台灣人此時已無力反抗。原本台灣人賣米給日本米商的獲利，有三分之二消失在「米專 賣制度」的黑洞，這數目比全島每年徵收到的土地稅還多。
米與糖是理解台灣殖民史的關鍵。當我們懷疑為何韓國人痛恨日本人但台灣人卻沒那麼恨時，要留意經濟因素。除了「黃金年代」台灣的後發先至外，韓國的 碾米廠有54%受日本人控制（台灣是1.2%），但日本人名下的韓國碾米廠設備先進，馬力數占了80%。韓國肥沃、大片的農田有三分之二屬於日本人所有。 日本對韓國是完全的剝削，米價上漲的利益韓國人能得到的有限。
日本人並沒有刻意要對台灣人好，差別在於台灣生產的糖比米重要。日本跟韓國都可以生產稻米，只有台灣盛產糖。日本人把重心放在剝削蔗農，沒意料到日 後無法控制米價的飆漲。雖然台灣人還是日本人眼中的次等民族，但人類的幸福感往往來自相對的成長，而不是絕對的擁有。在高速成長期求學、求職的台籍青壯 年，就有可能在戰後回憶日治時代時，覺得那是「台灣的美好時光」。
米糖相剋的隙縫，也能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霧社事件會在如此美好的時代發生。很明顯的，原住民被排除在稻米生產與經銷體系之外，當閩客族群手頭稍有餘裕時，原住民在山上遭遇更慘烈的剝削。於是風華與屠殺同時而來，歡慶與流離也就成為同一個時代的象徵。
日本人侵略亞洲時，會按照自身利益採取不同政策對待不同國家人民，也就會造成不同的觀感與評價。大稻埕或KANO的故事，只是日本殖民史的一小片切 面，只能說台灣人運氣比韓國人好，受到的苛刻與虐待比較少。不管如何，這都是台灣歷史的一部份。台灣歷史的進程，依稀還能看到劉銘傳、日本殖民政府、國民 政府接力完成的痕跡。不管主事者的動機如何，我們還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了。影響台灣人對日治時代觀感的原因非常多元，但我想經濟成長是最關鍵的原因之 一。
（本文資訊主要來自中研院研究員柯志明「米糖相剋—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」，以及吳育臻的博士論文「台灣糖業『米糖相剋』問題的空間差 異」。關於「米糖相剋」以及所謂「黃金年代」、「美好年代」，不同史家有差異極大的觀點，有興趣深究的人請自行搜尋。我所記述的，請當作資訊來源之一即 可）
【同場加映】馬達加斯加的一八九五
一八九五年，法國侵略馬達加斯加，解散他們當時的政府。加利埃尼將軍「平定」此地後，開始對馬達加斯加人民強加重稅，這樣他們才能賠償法軍侵略時的 花費。接著，法國政權想要的鐵路、公路、造橋、開墾農地，也列入馬達加斯加人的債務。馬達加斯加人不能決定這些建設要蓋在哪裡，法國軍隊與警察會屠殺強烈 反對開發計畫的人。在一九四七年的起義事件中，法國人屠殺了五十萬以上的反對者。直到今天，馬達加斯加已經獨立多年，但馬達加斯加人還是欠法國人錢，國際 社會也接受這樣的安排。
加利埃尼將軍在一九○一年完全控制馬達加斯加後，開始徵收人頭稅，這稅金很重，而且只能用新政府的馬達加斯加法郎來繳。他說這是「教育稅」，要教育 當地民眾「工作」的價值。由於繳稅期限是在農作物收成後不久，多數農民只能選擇把稻米賣給從中國或印度來的商人。剛收成時農作物價格最低，如果農民賣掉太 多，剩下的作物無法養活家人一年，後半年只好用借貸的方式買些米回來吃。很快的，農民就負債累累。缺錢的農民只好開始種植商業作物，或把小孩送到都市、或 法國人的農場工作。
法國人讓馬達加斯加欠下的債務一直還不清，加上獨立後統治者也不怎麼清廉，於是國際貨幣基金介入，要求政府縮減預算。有一筆瘧疾偵測計畫就這樣刪掉了。當瘧疾絕跡兩代，馬達加斯加人漸漸失去免疫力時，因為偵測計畫刪掉，最後造成一萬人死亡。
作者介紹
陳豐偉，網路代號 ROACH，1995年時以「好男好女」得到時報文學獎之小說獎，並入選當年爾雅年度十小說。之後因為從事醫業，以及涉足網路媒體，無力從事小說創作，只能在眾多媒體撰寫專欄。
2005年底，「台北淪亡記」的小說創意出現。直到2014年，因為醫療事業穩定，進入積極籌備階段。
來自花蓮文章
台灣最可貴的地方
免於沉淪崩壞
反省思考和悔改能力
移民移工血淚
龐大社會成本
新住民的你我
落地生根 認真勤勉
爭人權，求照顧之餘
能否從國家戰略的高度
多元文化地球村的角度
正視自己為人才
連結娘家夫家
超越"勞力" "生殖"
打造一方夢土
南向有了新勢力
東南亞的二代
西進的強勢力
兩岸之子呢?
我們需要前瞻智慧
從國家戰略高度，積極看待新住民和移工
社論/聯合報
儘管不少台灣人嘴上還掛著「番薯」、「芋仔」的區分，「四大族群」的分類近年也已相當通行；但不旋踵間，台灣外籍配偶的人數已經接近五十萬人。外配加上他/她們的第二代，整個「新住民」人口已經達七十一萬人，遠超過原住民人口總數，成為台灣第四大族群。
當台灣對自己「移民社會」的歷史和根源開始有更多認識之際，大家不能忽略的是，這個「移民」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，並為台灣的人口成分添加了新的要素。除了 較高比例的陸配，亦有三分之一外籍配偶是來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柬埔寨等國，為台灣接起了與東南亞更緊密的聯繫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婚配，從東南亞引 進的外籍勞工人數已接近五十萬人，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四周，協助台灣建設、照顧家庭老小，撐起台灣基層勞力工作的一片天。
廿多年前，當台灣用「外配」和「外勞」來稱呼這些外來移入者，那個「外」字代表的是一種區隔，顯示內外有別；但廿多年後，我們會發現這兩類「外人」已逐漸 在台灣生根，他們代表的不再只是工具化的「生殖」或「生產」，而逐漸融入社會，成為台灣人口、文化、生活和未來競爭力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以「移工」之稱取代 「外勞」，以「新住民」取代「外配」及其子女，已不是人們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，他們已成為社會事實。
追本溯源，移工的引入，是為了替代台灣人從事已不願再投入的辛苦、單調、危險工作。從重大公共建設，到居家老人孩童的照護，移工填補了台灣勞動力的缺口， 讓本地年輕人與中壯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投入職場拚經濟。事實上，移工堪稱是促進台灣繁榮與安定的無名英雄。然而，友善對待移工背後的外交戰略價值，卻很少 被正視。移工在台居留汲取在地風土民情，返國之後，可能成為台灣最佳的草根大使。
例如，菲律賓馬尼拉街頭穿梭著各式改裝的載客吉普車，台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在造訪時，驚艷其中有輛吉普車車身彩繪著中華民國國旗。當地友人解釋，車主應是曾經來台工作的移工，感謝台灣雇主的善待，讓他能返鄉創業。
事實上，在台灣漁民菲律賓發生漁業糾紛之際，乃至越南發生排華燒廠風潮時，都可以看到有台灣經驗的移工和外配發表支持或友善台灣的聲音，甚至成功發揮在地 力量阻止了劫掠暴行。如果人們平日對這些移工及新住民保持主動而友善的關切，積極爭取他們的認同，這股力量不論對內對外，都將受用無窮。
聯合報願景工作室昨天起推出「南向新世力」專題，探討東南亞籍新住民及其二代現況。提醒在全球化及區域市場整合的趨勢下，隨著東南亞市場崛起，擁有東南亞 血緣及雙重文化下成長的新住民二代，正可以是台灣搶進東南亞的重要支柱。若他們通曉母語，保持對母親原居地的臍帶關係於不斷，將可成為台灣布局東南亞的尖 兵。
遺憾的是，東南亞新住民及其二代在語言及文化上的利基，至今並未被此間政府與民間充分看見。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家庭中，往往不鼓勵甚至排斥使用母語；政府在 教育及政策所建構的母語環境亦不夠完善，更欠缺能引發新住民二代學習母語動機的鼓勵政策；尤其社會對新住民的有色眼鏡仍未能全然摘下，新住民二代常欠缺自 我認同。這些，都有必要用更積極的作法去引導改變。
早年，政府為了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正當性，曾投注大量資源鼓勵海外僑生來台求學。這樣的僑教政策，讓返回僑居地的僑生成為重要的親台力量，鏈結起台灣與原本並無太大關連的東南亞華人社會。而留在台灣的僑生，也在各行各業打拚、奉獻，反哺台灣社會。
現在，我們面對為數更多的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族群，要繼續只是把他們當作填補勞動人力缺口，以及搶救少子化危機的工具？抑或是站在國家生存戰略的制高點，思考如何善用、開發這個新興族群的潛力？過往的僑教政策正好足以作為思考的借鏡。
善待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，是人道與文明的基本展現；而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，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。
東南亞的二代
西進的強勢力
兩岸之子呢?
我們需要前瞻智慧
從國家戰略高度，積極看待新住民和移工
社論/聯合報
儘管不少台灣人嘴上還掛著「番薯」、「芋仔」的區分，「四大族群」的分類近年也已相當通行；但不旋踵間，台灣外籍配偶的人數已經接近五十萬人。外配加上他/她們的第二代，整個「新住民」人口已經達七十一萬人，遠超過原住民人口總數，成為台灣第四大族群。
當台灣對自己「移民社會」的歷史和根源開始有更多認識之際，大家不能忽略的是，這個「移民」的過程仍在繼續進行，並為台灣的人口成分添加了新的要素。除了 較高比例的陸配，亦有三分之一外籍配偶是來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國、柬埔寨等國，為台灣接起了與東南亞更緊密的聯繫。同樣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婚配，從東南亞引 進的外籍勞工人數已接近五十萬人，他們生活在我們的四周，協助台灣建設、照顧家庭老小，撐起台灣基層勞力工作的一片天。
廿多年前，當台灣用「外配」和「外勞」來稱呼這些外來移入者，那個「外」字代表的是一種區隔，顯示內外有別；但廿多年後，我們會發現這兩類「外人」已逐漸 在台灣生根，他們代表的不再只是工具化的「生殖」或「生產」，而逐漸融入社會，成為台灣人口、文化、生活和未來競爭力的一部分。因此，以「移工」之稱取代 「外勞」，以「新住民」取代「外配」及其子女，已不是人們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，他們已成為社會事實。
追本溯源，移工的引入，是為了替代台灣人從事已不願再投入的辛苦、單調、危險工作。從重大公共建設，到居家老人孩童的照護，移工填補了台灣勞動力的缺口， 讓本地年輕人與中壯年能夠無後顧之憂地投入職場拚經濟。事實上，移工堪稱是促進台灣繁榮與安定的無名英雄。然而，友善對待移工背後的外交戰略價值，卻很少 被正視。移工在台居留汲取在地風土民情，返國之後，可能成為台灣最佳的草根大使。
例如，菲律賓馬尼拉街頭穿梭著各式改裝的載客吉普車，台北市勞動局長陳業鑫在造訪時，驚艷其中有輛吉普車車身彩繪著中華民國國旗。當地友人解釋，車主應是曾經來台工作的移工，感謝台灣雇主的善待，讓他能返鄉創業。
事實上，在台灣漁民菲律賓發生漁業糾紛之際，乃至越南發生排華燒廠風潮時，都可以看到有台灣經驗的移工和外配發表支持或友善台灣的聲音，甚至成功發揮在地 力量阻止了劫掠暴行。如果人們平日對這些移工及新住民保持主動而友善的關切，積極爭取他們的認同，這股力量不論對內對外，都將受用無窮。
聯合報願景工作室昨天起推出「南向新世力」專題，探討東南亞籍新住民及其二代現況。提醒在全球化及區域市場整合的趨勢下，隨著東南亞市場崛起，擁有東南亞 血緣及雙重文化下成長的新住民二代，正可以是台灣搶進東南亞的重要支柱。若他們通曉母語，保持對母親原居地的臍帶關係於不斷，將可成為台灣布局東南亞的尖 兵。
遺憾的是，東南亞新住民及其二代在語言及文化上的利基，至今並未被此間政府與民間充分看見。許多東南亞新住民家庭中，往往不鼓勵甚至排斥使用母語；政府在 教育及政策所建構的母語環境亦不夠完善，更欠缺能引發新住民二代學習母語動機的鼓勵政策；尤其社會對新住民的有色眼鏡仍未能全然摘下，新住民二代常欠缺自 我認同。這些，都有必要用更積極的作法去引導改變。
早年，政府為了彰顯中華文化傳統的正當性，曾投注大量資源鼓勵海外僑生來台求學。這樣的僑教政策，讓返回僑居地的僑生成為重要的親台力量，鏈結起台灣與原本並無太大關連的東南亞華人社會。而留在台灣的僑生，也在各行各業打拚、奉獻，反哺台灣社會。
現在，我們面對為數更多的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族群，要繼續只是把他們當作填補勞動人力缺口，以及搶救少子化危機的工具？抑或是站在國家生存戰略的制高點，思考如何善用、開發這個新興族群的潛力？過往的僑教政策正好足以作為思考的借鏡。
善待移工、新住民/新二代，是人道與文明的基本展現；而從國家戰略的角度看，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多。
